今天一上来，先给大家看一篇短文《我的种痘》节选，此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8月上海《文学》月刊第一卷第二号：
现在，在上海的孩子，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，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，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，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，这事情，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，是明明白白了的。我的种痘却很迟了，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，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。……
那时候，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。一样，是淡然忘之，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，听它到处发出来，随后也请个医生，拜拜菩萨，死掉的虽然多，但活的也有，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，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。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，将痘痂研成细末，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，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，但粒数很少，没有危险了。人说，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，我不知道可的确。第三样就是所谓“牛痘”了，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，所以先前叫“洋痘”。最初的时候，当然，华人是不相信的，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。这一类宝贵的文献，至今还剩在《验方新编》中，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，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。例如，说种痘免疫之理道：“‘痘为小儿一大病，当天行时，尚使远避，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，可乎?’曰：‘非也。譬之捕盗，乘其羽翼未成，就而擒之，甚易矣;譬之去莠，及其滋蔓未延，芟而除之，甚易矣。……’”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──说明“洋痘”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：“予考医书中所载，婴儿生数日，刺出臂上污血，终身可免出痘一条，后穴道刀法皆失传，今之点痘，或其遗法也。夫以万全之法，失传已久，而今复行者，大约前此劫数未满，而今日洋烟入中国，害人不可胜计，把那劫数抵过了，故此法亦从洋来，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。若不坚信而遵行之，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!”……
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，但要种牛痘却也难，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，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，才有种痘的机会。我的牛痘，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，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;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，推测起来，总该是春天罢。……他的模样，是近于官的，大家都叫他“医官”。……照种痘程序来说，他一到，该是动刀，点浆了，但我实在糊涂，也一点都没有记忆，直到二十年后，自看臂膊上的疮痕，才知道种了六粒，四粒是出的。……
读完文章，大家应该从文风上猜到作者是谁了——对，就是鲁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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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中提到的种痘，便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徽章有莫大的关系。
这是一枚横梁挂链式银质章，正面书“新化种痘局医员证章”，深蓝色珐琅底子，庄重典雅，一目了然;反面正中有一个商号戳“新化宝聚兴”，说明是新化本地的“宝聚兴”银号制造，下有编号“11”。
这是一枚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湖南省新化县种痘局医员的身份章，也是目前收藏界所见第二枚新化种痘局的医员证章(另一枚编号“8”)。
现在的新化县隶属湖南省娄底市，是中国梅山文化艺术之乡、中国蚩尤故里文化之乡、中国武术之乡、中国山歌艺术之乡以及中华诗词之乡。
民国时期，湖南身处中国腹地，社会经济发展落后，卫生防疫水平低下。据统计，在1911—1949年这三十九年间，出现包括鼠疫、天花、霍乱、痢疾、流脑、疟疾等在内“疫灾”的年份就达三十六年，其中霍乱和天花流行更是年年不断。
但在湖南的七十五个县中，新化县却有亮点，上述三十八年间仅有二年出现痢疾流行，别的重大疫情却从未发生过。这是和当地的防疫工作成效直接相关，其中，种痘局在预防天花方面居功至伟。
这编号“11”的种痘医员章，不知道曾属于哪一位前辈，但我们相信，他/她不仅是从古到今千千万万奉献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，更是在抵御传染病的科学防洪堤上坚实的一块金砖。
直到今天，天花仍是唯一被人类彻底征服的传染性疾病，这一胜利应归功于人痘接种与牛痘接种!在这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日子里，我们一边写作，一边学习，一边感叹。一枚章，引出来一段人类与天花的斗争史。